GDP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已连续18个季度增长率减速，长达4年多时间，而且此趋势目前尚未稳住；大规模的改革重新启动，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发展势头，但远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过去增长的动能，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中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与风险正在逐步暴露，也在开始着手解决，但是进程与最终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以过早下结论；作为当前经济中关键变量的房市（价格与销售量）下跌与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启动已同时开始，情况错综复杂，稳增长和稳经济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势？

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会容易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一是过度的悲观论，动辄断言中国经济“要衰退”、“硬着陆”和“崩溃”等；另一种是盲目乐观论，看不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困境，只是简单地根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历史平均增速的数据进行外推，断言增速“筑底”之后还会年复一年持续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不必过度悲观

　　1.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能持续健康地增长。尽管经调整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是，第一，产业、需求、区域、收入分配等结构指标出现较好的转折势头，资源环境成本消耗在减少。第二，即使经济增速在适当下行，但中国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若能保持6.5%-7%的速度，相对而言，仍是绝对的高速增长。这样一种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对自身存在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力支撑。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东西部和城乡间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国消费市场以及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等要素，配之于目前的适度调整，可以相信，中国经济仍存在持续较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2.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积累了一些问题与风险，但目前的银行体系同时已有所准备。2014年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93%，近250%左右的拨备覆盖率，2.9%的贷款拨备率，意味着银行体系已准备了不良贷款翻番增长的消化能力。

　　3.中国政府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0万亿人民币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经济大震荡的本线和巨大的财力保障，也是美国危机后美、日等国政府羡慕不已的政府调控资源。

　　4.同时，改革速度在加快，在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当期增长中，又在边际或增量上抑制和减弱了产生过去泡沫和不良资产的制度因素（如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等）。

　　5.更为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是心中有数的，是居安思危的，并且已悄悄开始了逐步化解风险的行动。其实纵观历史，酿成一国经济发生危机或“崩盘”的最大风险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来自于政府对风险丧失警惕、持有“这次不一样”、“我国不一样”的侥幸判断和认识。如2007年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错误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可以持续下去的，美国经济问题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产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可以说，中国政府自危机以来对系统性风险并无麻痹大意和乐观，“三期叠加”的判断、主动积极的调整与深化改革，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必过度悲观的最基础因素。

　　也不能盲目乐观

　　1.现在有些人分析宏观形势往往只是纠结于GDP增速多半个百分点或少半个百分点及其对就业、物价等的影响，以为这就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全部内容。看不到经济增速在连续的上升和持续的下行时期，同样变动半个百分点增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看不到今天的经济是基于昨天经济运行的持续性影响笼罩之下。具体说，中国2009年以来巨额的货币投放还在对当下经济的运行带来深刻的影响。若以货币供应量M2衡量，2008年 底47.5万亿元，2013年末110.6万亿元。2009年-2013年5年内货币供应高达63万亿元，竟超过1949年以来前59年47万亿元的货币供应。如此之多的货币已经在各个行业、领域中铺开了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项目投资，形成了金融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长链条。其中，绝大多数项目仍在建设之中，远未达到投资回报期。

　　2.不能不看到当今实体经济表面还未出现严重的震荡或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的危机现象，恰恰是与现象背后隐藏的一系列非正常的经济行为相关，在掩盖着或拖延着问题的解决，如高利贷、庞氏融资、贷款交税、商品交换与偿债中的“以物易物”、僵尸企业的无效率存续、对互联互保问题的干涉与救助以及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等等。

　　3.更重要的也是必须要看到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在增速下行过程中之所以还能保持经济较为稳定的态势，恰恰不是政府在盲目乐观、在任其市场发展，而是居安思危，考虑到“三期叠加”因素，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思维下，瞻前顾后，统筹考虑，已经主动出击，一边全面深化改革，一边在货币调控、投资、房地产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干预政策。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干预，也许更大的问题早已出现了。

因此，我们既不必过度悲观，同样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

　　如何把握宏观调控技术？笔者依然坚持以下基本观点：一、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三、系统性风险的引发、传递及后果；四、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即面对当前经济处于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政府要有作为且会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这里，关键不取决于调控方向、口号、用词的辩证思维和描述，也不取决于经济学上泛泛的理论讨论，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对转折时期的经济形势有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取决于对“三期叠加”中三个“现象特征”之间是如何影响以及某种调控技术的选择又是如何加重或者减弱某一“现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要实施正确的调控技术，涉及方方面面内容，确实形势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实性。细节决定成败。对此，政府已做了大量的政策安排。在此，笔者仅从个人认识出发，选择若干重要领域中的某些关键和重点细节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房地产市场问题

　　当前，首先要明确当前房地产政策调整的目的和意图。

　　目前房市政策的某些调整确实有配合刺激投资、稳定增长的短期目的，但是，同时目前出台的任何一项房市调整政策，应是和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碎片化的逆周期政策又不完全一样，它既有上述稳增长的短期意义，又是衔接中国房市长效机制建设的方向，是针对长期以来长效制度体系不完善的逐步补充与纠正，是长期意义上的制度建设。

　　在取消行政性限购政策的同时，当前如何长短利益结合，进行房市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①国家应按照“住有所居”的要求，起码以国务院条例的形式而不是以央行部门规章的形式，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居民未来收入增长前景，对首套自住型购房明确首付比例、优惠利率（财政可贴息）的法律性硬约束标准。例如，可测算未来中国经济20年增长中一对大学毕业中产阶层夫妇20年的收入增长状况，倒算确定20年按揭贷款时可承担的首付比例。如此测算，首付比例肯定大大下降，势必进一步提前释放和满足一大批刚性需求。此举短期内明显利好房市，长期看也不会累积新的泡沫。同时，废除首付比例作为央行的调控工具，以可以随意修改的部门规章软约束“文件”进行临时性调控的做法。

　　②对暂时无能力购买第一套住房的居民应大力鼓励租房。但国家应出台鼓励房屋租赁的优惠政策，更应出台重点倾向房客的租房管理规定，在租金、税收、合同约束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予以明确的指导。这项工作恰恰是近几年来房市长效机制建设中最为薄弱和被忽视的内容。

　　③对当前巨额的棚户区改造资金的使用，应根据各地住房库存状况，实事求是，灵活掌握，不搞一刀切，绝不为今后留下新隐患。允许棚改资金在市场上购房或经适当改装后作为棚改安置房或保障房提供，也可采取货币化安置和租金补贴等形式。同时对各种形式的“经适房”、“军改房”等既市场化又非市场化的住房给以规范。

　　④短期内为防止取消限购政策后可能重燃投机炒房热（事实上此预期在减弱），可策略性地根据时机，依据未来房产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对第一、第二套和第三套（抑或第四套？可仔细测算），提前公布未来对不同的基本住房消费、改善性住房消费、投资与投机等房屋功能将采取轻重不同的税收政策原则。例如，结合人均居住面积，对基本住房消费基本免税，改善性住房消费征轻税，投资性住房征较高的税，纯投机炒房高征严厉重税。并同时提前公布，房产税的详细细则内容待具体研究后公布。

　　关于城镇化问题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同时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伴随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同时，近期内如果能快马加鞭，尽可能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对扩大短期内的投资与消费，释放“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工作中的矛盾与压力，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落实关于城镇化规划的进程中，国务院可以一定的行政指令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在2015年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要求公布承诺农民工市民化诸要求的进程时间。由此，去主动暴露一些地方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暴露一些地方的财力不足问题，倒逼加快简政放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服务领域的投资，倒逼加快财税与转移支付的改革。财税制度是国家经济运行中最基础性的制度，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某一天对其有个彻底梳理之后即刻全面调整，因为经济的日常运行不能中断。而财税制度中的土地财政问题恰恰又是当前被扭曲的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影响既广且复杂，如果抓住其在短期内欲彻底改革，难度高、震荡大，将引起投资增速直速下降。恰恰此时如果抓住户籍制度这一看似局部性的改革，短期内能释放强制性储蓄，提升消费，中期内能提升投资。而暴露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公共品建设中国家财力如何挖潜与分布的问题，以及市场与政府职权边界中简政放权的改革问题，这一切正是目前改革规划在急需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