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等超大城市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之下，未来我国城市发展思路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他以北京为例说，北京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自身“城市病”解决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

  杨伟民表示，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周边的主力军。小城市产业链不完整，对行业没有集聚效应，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不能够带动区域发展。因此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中国目前的“大城市病”已经非常严重，包括交通拥挤、雾霾等现象都与中国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城市的发展主要是资源的聚集和布局，几十年中国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超大城市，因此城市病也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之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也有望进行调整，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G20峰会定在杭州举办，而不是北京、上海等世人皆知的“国际名片”城市。这也是继2022年亚运会落户杭州之后，又一个国际性重要活动放在杭州举办。

  一方面，这表明中国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国际城市外，其他城市亦有举办国际性重要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功能的一个体现。

  而要解决超大城市的“城市病”，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并不意味着人口往大城市转移的趋势会发生改变。在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人口转移往往不是转向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而是直接向一二线城市转移。

  牛凤瑞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和以大城市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两种思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因此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为理性而必然的选择。“并不是说大城市就一定不好。例如，如果没有一定的城市规模，建地铁就没有市场，关键在于大城市发展要有个度。”

  在专家看来，在目前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中小城市虽然落户比较容易，但由于产业发展、公共资源的欠缺，中小城市不会成为城镇化加速进程中的主体。另一方面，像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已经到了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的阶段，外来工要落户并不容易。相比之下，包括很多省会城市以及厦门、青岛等沿海发达城市在内的二线城市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体，这些城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落户方面也有望放松。

  牛凤瑞说，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左右，确实出现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线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万，离北京、上海的距离还非常远，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一个省区的幅员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所以如果拥有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省会也很正常。”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该省户籍人口超过1亿，除了有一部分人口将流向沿海外，还有一大部分将向省会郑州集中，而目前郑州市区人口只有400多万，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外，其他城市如重庆、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青岛、厦门、大连、苏州等沿海明星城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城市也有望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战场。